福州元宵节的历史演变 从官府到民间的元宵行乐

  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,其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。一般认为,汉武帝时司马迁创建“太初历”,元宵节就是在那时被确定为重大节日的。汉魏以后,元宵节逐渐由宫廷传到民间,其后由唐至宋,慢慢从中原传向全国,最终成为民间盛大的民俗佳节。那么就让老黄历为你介绍,福州元宵节的历史演变。

  从宋太祖诏令“上元放灯五夜”开始,北宋皇帝每年御宣德门观灯成为定制。宋仁宗称,“朕非游观,与民同乐耳”;蔡襄也赞颂仁宗,“宸游不为三元夜,乐事还同万众心”。不过到了皇祐二年(1050),因两浙路发生大饥荒,仁宗便取消了上元观灯。

  而蔡襄任福州太守期间,有一年令州城内百姓各点七盏灯,因未顾及贫富差异而引发不满,福州州学教授陈烈在大灯上题诗以示抗议,讥讽道“富家一盏灯,太仓一粒粟;贫家一盏灯,父子相对哭”,蔡襄闻过即改,旋即“罢灯”收场。这是福州元宵节的最早记录。

  法国汉学家贾克·谢和耐(Prof.Jacques Gernet)认为,南宋元宵节极似欧洲的狂欢节(Carnival),是宋人庆祝新年的真正开始。南宋时期的福州是六大城市之一,社会经济繁华富庶,文化教育也空前发达。

  南宋淳熙九年(1182)成书的《三山志》记载了当时的福州元宵盛会,上元燃灯的庆赏活动由本州的官府负责举办,州府多借名观大刹的宽敞场地,悬挂灯毬、莲花灯、百花灯、琉璃屏灯等,十分壮观华丽。当时福州所制的“白玉灯”,为天下灯品之冠,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中所说的“玉壶光转”,指的就是如“清冰玉壶”的白玉灯。

  绍兴三年(1133),管理赵室皇族的机构“西外宗正司”移至福州,这些皇室宗子被称为“郡寄居者”。每年元宵期间,福州太守依例邀请郡内的皇族子弟们一起宴饮赏会。到了元宵那夜,太守命人燃起灯炬千百盏,在大寺院中陈设伎乐杂戏进行表演,吸引州民士女围观欣赏。

  最热闹的地点在福州左右司理院。每到上元节必张灯设醮,悬灯长达丈余,簇百花、燃烛炬、结彩楼,称为“两院灯”,并且礼请道士崇建醮筵为州祈福,期间还举行棚台会乐、鳌山盛景、飞龙戏狮等活动。

  从这天起,司理院开放给州民游览,贵族家庭在司理院两侧衙廊外设立“看位”观赏,倾城而出的人们填满了衙前的通衢大路,此夜金吾不禁,从城外与郊县各乡赶进城内游览的人们络绎不绝,通宵不散。

  元诗四大家的范梈曾任闽海道知事。他的诗集收录了《正月十六夜双门观灯时官吏皆集》、《福州元夕》两首诗。从诗名可见,元代福州在双门楼举办元宵观灯活动,地方官吏仍然参加。

  明代福州民间的元宵盛况远胜于前朝,时称“天下上元灯烛之盛,无逾闽中者”。而明代弘治年间的《八闽通志》则说,“入国朝来,民俗祈年,虽间有设于境者,而官府不复设于此”,福州元宵盛会已经不再以官府主导,而由民间的境社神庙举行。

  清代“琉球馆”设在福州水部门外,许多琉球国士子在福州学习中国语言文化,他们对福州的元宵民俗也有浓厚的兴趣。在一本《学官话》的教材中,有一则这样的对话:“如今是元宵景,城里城外,到晚间,街上好些故事。各庙里好些灯,这样热闹的时景,我们也到街上并各庙里去看看玩玩么?”

  可见,当时福州城内外举办元宵灯会的地点主要在庙里,明清时期福州城内的闽山庙元宵活动最为壮观,元宵节目繁多。此外,南后街的灯市也非常著名,有“后街风月买灯天”之说。

  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(Justin Doolittle)在其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》一书中,则对19世纪福州元宵的灯市、灯谜、送灯习俗等进行过记录,而这些习俗一直延续至今。

  宋太祖主张“宜纵士民之行乐”,从皇帝与臣民一同观灯赏会,到各州官员组织灯会活动,借亲民之机以展示承平景象,也表明节庆的狂欢与逸乐是受到赞许的。

  但到了元明之后,情况开始改变,一方面元宵灯会开始渐趋民间化,另一方面士大夫对元宵节会多持否定态度,如明人王世懋形容福州元宵期间“一郡之民皆若狂”,以这样惊骇的观感来表达不认同。

  如今,福州元宵节的排暝请福、伴夜悦神、迎神巡境、迎灯庆赏,犹如天子饮宴、行乐、巡狩、观灯,是古代中国帝制余晖的再现。古代帝王在元宵期间的“与民同乐”,也已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“人神同悦”。

  在以酬神、灯火、百戏为主题展开的元宵狂欢庆典中,充溢着自由活力,人人参与了精神层面上的再生与更新。巴赫金认为,狂欢节的民间文化代表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亚文化,福州城里至今还活跃的迎神活动,就是证明这种生命力的最佳案例。

  福州的元宵节会,经历了从官方主导的时代,演变到现在由民间的境社、宗祠自发组织的状态。境社、宗祠作为历史的产物,面临着诸多与现代社会的调适问题,但它们无疑是守护地方传统文化的坚实堡垒。